深港差距渐缩小 偷渡潮平成历史

（摘自深圳特区报 记者 叶志卫 金涌）

巡逻在粤港边境线梧桐山中的“反偷渡”民兵。何煌友 摄

第十五站 黄贝岭：历史瞬间

 关于深圳历史上的“偷渡潮”，当年的客家山歌唱道：“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老宝安出现过三次大的“偷渡潮”，目的地直指香港。

曾担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说：“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差距缩小了，偷渡问题就解决了。”于是，解决体制弊端，调整现行政策，发展城乡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成为深圳建市前后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深港两地差距逐渐缩小，“偷渡潮”不涨自落，最终成为了历史。

如今，当年偷渡去港的乡亲大部分返回了故土，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到深圳安居乐业。

逃港汹汹，波及广东乃至全国

深圳毗邻香港，在建立经济特区前，深圳是惠阳地区宝安县府所在地。圳，有田边水沟的意思，这一带水泽密布，广东百姓、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然而正是此地，改革开放前因为贫穷曾出现三次大的“偷渡潮”，每次都牵动广东不少县市，波及粤东和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由此成为困扰宝安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1959年起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曾撰文回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问我，来宝安之后有什么困难？我的回答是，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都是关于偷渡的事情，一弄就是一个通宵。”

在当时的情形下，防偷渡是当时宝安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全国4000多个县，来宝安偷渡的各地都有，仅从1962年4月底至7月初，就有10多万人涌入深圳，刮起一股外逃风。

方苞去年10月27日曾在本报“口述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深圳建市初期，约30万人口的宝安县，先后有偷越边界行动的近16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8万多人，留在宝安农村不足10万劳动力，多是年老体弱者。宝安县40多万亩水田约10万亩抛荒。”

“宝安县偷渡人数增多，组织上认为我有边防公安工作的经验，对宝安情况较熟悉，1973年底，任命我为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此行寄予厚望，强调说，你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方苞说。

方苞告诉我们，宝安县委从实际出发，借鉴过去解决偷渡问题的经验，通过典型现身说法，开展两个社会对比教育，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与发展农业生产，严密边境管理，依法惩处偷渡团伙为首分子、引渡分子结合起来，作为“基本路线教育”的主要内容。

经济落差，偷渡风潮屡遏不止

方苞欣喜地谈到，1974年，宝安县粮食生产第一次跨越纲要，每亩增加粮食超百斤，集体分配比上年提升到145块，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制止偷渡的综合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从1974年到1977年，偷渡人数明显下降。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79年元旦前后，谣言四起，风潮再涌。边境沿海部分基层干部听到全省酝酿改革开放的消息，要求每户农民发一个过境耕作证或探亲证，容许他们每个月出港探亲。而当时的边境管理政策根本不容许这样做，一时间人心浮动。有些社队干部干脆擅自带领亲友，开船去香港探亲，滞留境外一万多人。同年5月6日，又有谣言说，深圳要开放边境禁区，容许自由出入，当天就有两万多人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涌向边境线……

方苞回忆说，“当时，由于深圳市委采取了坚决得力的措施，全市党政军警全部出动、宣传、劝阻、拦截、清查，当天偷渡出境仅几百人。那时，虽然制止了一次一场一天几万人越境及可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事件，但事后一二十人的小批量群众性偷渡潮却持续不断，波及粤东与珠三角地区，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递解回来的偷渡越境人员约400人。仅1979年宝安县偷渡出境约3万人。

为何苦心经营多年的制止偷渡综合治理却挡不住一个谣言？方苞认为，“偷渡潮再起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十年，香港抓住国际范围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经济快速增长，而内地经济停滞，境内外百姓生活差距日益扩大。”

事实如此。宝安县在对深圳河两岸境内外农村十年经济发展变化进行调查，如罗芳村是边境内村庄，过境耕作和过境做工人数较多，收入提高较快，1966年人均收入100多元，1978年提高到513元。但香港新界农民收入提高更大，如境外新界几条村，1978年人均收入13000港元。宝安县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108元，1978年提高到134元，而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巨大的经济差别，是偷渡潮再起的一个根本原因。

沧海桑田，返回故乡安居乐业

反复多次、屡遏不止的“偷渡潮”，加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强烈呼声，终于让各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严重弊端，从而也增长了改革开放的意识。方苞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农民的强烈呼唤和诉求。”

他强调，“不再偷渡越境，最根本的办法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香港快，境内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新界农民好。只要做到这点，他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偷渡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顺应农民的呼唤和诉求，改革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方针政策。”

1978年前，宝安县部分社队对经济作物已进行包产到组、到户。1979年，坪山公社带头在水稻田实行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带动全市普遍实行包产到户。从此，打破了劳动一窝蜂，出勤不出力，平均分配的农业管理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1981年，为促进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宝安县成立养鸡、畜牧、水产、水果、蔬菜等公司，公司负责良种繁育、饲料供应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收入更高了。比如，林果公司扶助社队和农民开荒种荔枝，到了80年代后期，不少农户一年种荔枝的收入达到了二三十万。

随着两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逃港潮”偃旗息鼓，再无声息。

2009年8月20日，距离1979年5月6日发生“逃港潮”的30年后，香港规划署公布最新《香港人在深圳居住状况调查》结果：截至2008年底，共有61865名港人在深圳居住。他们中71.5％的人表示，未来5年没有打算回港居住。而其定居深圳的原因也不少，最多的是要与父母、配偶或子女团聚，深圳生活指数较低、生活环境佳等也是原因。

30年弹指一挥间，深港融合不断加深。如今，不但当年的绝大多数逃港者纷纷回到深圳居住，而且越来越多的港人也选择在深圳安居乐业。这，恰好印证了方苞的话：“不再偷渡越境，最根本的办法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香港快，境内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新界农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