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向习仲勋直言：香港比内地好

（摘自深圳特区报 记者 叶志卫 金涌）

▲方苞讲述当年遏止“偷渡潮”。吴铠峰 摄

　改革开放后深港往来自由。图为人潮涌动的罗湖口岸。许光明 摄

汤锦森触景生情忆当年。

张锦明“逃港”多年后返乡定居如是说。

1978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７月初就到宝安调研“偷渡潮”情况。

在当时关押外逃人员的一个部队营房里，习仲勋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名偷渡人员：“你为什么要外逃啊？”

偷渡人员回答：“香港比这里好嘛，有工做，有钱赚。”

随后，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又组织了20多名村委支书与习仲勋座谈。

习仲勋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

当时的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地说：“香港比内地好嘛！”

这次座谈对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事后，习仲勋对方苞说：“看来外逃问题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习仲勋同志回省后，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

1978年10月，省委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3—5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省政府的报告。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明确了给地方更多主动权，同时提出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并确定“三个特区建设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人物1 汤锦森：当年反偷渡 白天劳动夜晚防逃

站在黄贝岭上望过去，是郁郁葱葱的罗芳后山，山间蜿蜒的铁丝网是边境线，隔着一条三岔河，河那边就是香港。汤锦森告诉我们，“当年，黄贝岭大队的乡亲逃港，绝大部分选择这儿，过境耕作地太熟悉了，乘着守卫的战士民兵不留神，一撩腿的功夫，过去了。”

上世纪60、70年代，汤锦森当过黄贝岭大队的民兵营长、村支书，后担任附城公社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今年初，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上退休，这之前，他还当过多年罗湖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之前，老宝安和香港一河之隔，文锦渡、罗湖桥、沙头角三卡通关，两地居民往来，一般不查证件，走亲访友方便，还有通婚的，香港大小姐嫁到黄贝岭，也不算稀奇。”汤锦森告诉我们，黄贝岭的萝卜，那时在香港菜市很抢手，农民挑担过去，换消费品回来，互通有无。

“附城公社有1000多亩粮田，在界河那边的“插花地”，农民持“过境耕作证”早出晚归，没人跑港。去干什么呢，两地生活差不多，去了打杂帮工，让乡亲看不起。”

汤锦森话锋一转，“不过，后来形势变了，香港经济上马，开始起飞，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且工资、福利相当高。我们这边呢，农活辛苦农民穷。说黄贝岭吧，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工分六七毛，对面一天八小时六七十块，加班工资另算，一天等于咱几个月呀！

于是，青壮年一窝蜂地跑，过境耕作的不回了，民兵枪一扔跑了，还有大小队干部，男男女女，怎么做工作都没用！整个黄贝岭，家家都有跑的，你处理谁，法不责众啦！

“我们的工作任务，一抓粮食生产，二抓反偷渡，可青壮劳力跑光了，只剩老幼病残守家看门，抓谁去？”汤锦森说他那个生产队，跑得只剩７个男的，其余全是女的，700多亩水旱地呀。长岭有个耕肚村，最后剩下一个人，后来的宝安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干部白天要劳动，晚上要放哨防逃，辛苦到了头！

汤锦森向我们分析说，遏止逃港风要从根上找原因，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政策不对头，运动搞乱了人心，拖垮了经济。跑去香港的人温饱不愁，没文化有力气，两个月就开始往回寄钱了，家庭生活迅速提升。开始是寄布料、味精、肥皂等日常消费品，再后来，就寄来黑白电视机、盒式收录机，港币兑换华侨券，上高级商店购物，怎么不惹人眼馋、动心呢！

 当过农民、基层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的汤锦森，能理解当年加入“逃港”大军乡亲们的所作所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面对河对岸的巨大诱惑，单靠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空洞的政治说教，填不饱肚子，解决不了根本，自然也刹不住“偷渡潮”。直到“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这一困扰多年的老大难才得以彻底解决。

经济不牢，地动山摇。汤锦森说，按照“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指示精神，党委给出边境农民治穷致富的药方是：扩大过境耕作的人数和放宽条件，充分利用边境社队在新界的土地，凡是丢荒的，种粮食的，都改为菜地或鱼塘，丘陵地发展现代化养鸡业，调减粮食任务，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再后来，改“以粮为纲”为“多种经营”，推动土地、鱼塘承包到户，农工商全面发展，办车队、办餐厅、办招待所，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一下子涌现出“万元户村”的渔民村、罗芳村，家家盖起了“小洋楼”，村民人均生活水准超过了大部分逃港人家。从那时候起，已经定居香港移居海外的乡亲开始大批回流。时至今日，单是黄贝岭村，回乡投资、定居、养老的当年“逃港”乡亲，竟达到了九成以上。

汤锦森最难忘1984年1月25日，时任附城公社党委书记的他，接到了市里通知，一早在渔民村委门口迎候首长的车队，而他做梦没想到的，第一个下车的是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从渔民村，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希望，在村支书老吴的小洋楼里，邓榕对父亲说，这里的农民比您工资还高呢。我激动地插话说，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是您的改革开放决策英明。老人家听了默默点头。”

汤锦森最后一句，特别经典：“奔富路，我们别无选择！”

人物２ 张锦明 黄贝岭：穷窝变成金窝银窝

“常言说，金窝银窝不如咱的穷窝。可我们这些人，当年经不住诱惑，抛家离走，老小不管，偷渡去了香港，对不住父老乡亲。”在深圳古玩城，张锦明往当年附城公社党委书记汤锦森杯里续水，几分愧疚地说，“书记，我辜负你的培养，不好意思。”

老汤笑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看老弟，你不是又回来了。”

30多年前，张锦明是黄贝岭大队拖拉机手、基干民兵，还是培养积极分子，他驾驶的“红卫”和“东风”拖拉机，惹得男仔嫉妒，女伢羡慕。老汤是黄贝岭人，见他聪明好学，吃得苦，就特别关照他，重点培养他。可是一天，张锦明不辞而别了，像村里的青壮劳力一样，偷渡去了香港。

老汤听到消息，叹了一口气，为什么？

“往好说，年轻人向往幸福生活，这无可挑剔；往差处想，不就是怕吃苦，不愿守着土地干农活。”但老汤相信，总有一天，家乡变富了，和香港差距没了，跟张锦明一样的，都会回来的。

这一走就是30年，当年的小青年，都快60岁了，沧桑写满脸上。

张锦明告诉我们，起初在香港又苦又累，好在他有技术，开过拖拉机，先做建筑工，再学开车，一天拿47块钱，加班费除外，一天下来不得了，黄贝岭起早贪黑，干两三个月还没这多呢！经过辛勤创业，他慢慢上了路，常寄钱回家，给父母盖了房子。再后来做小包工头，开自己的公司，购房买车，小日子不错。

但是有一天，张锦明突然回到了黄贝岭。一看，嗨，深圳的高楼大厦不比香港少，村民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一颗心就搅动了，睡不着觉了。

“我再也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了”，如今，张锦明跟许多同样经历的人一起，在深圳，在黄贝岭，安居置业，无忧无虑。

退休后的老汤，和张锦明志趣相投，两人都略通古玩，没事“淘淘宝”，切磋切磋技艺，鉴赏水平天天有提高。

回眸“潮”涨潮落

深圳，“圳”有“田边水沟”的意思，这一带水泽密布，广东百姓、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

然而，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好地方，改革开放前，因为贫穷曾出现三次大的群众偷渡潮。每次，都牵动广东不少县市，甚至波及全国，成为困扰宝安发展的一个“老大难”。

1973苞赴任宝安县委书记时，地委寄予厚望：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

说来容易做来难。

解放30，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一河之隔，差别之巨，令人震惊。宝安县委在调研中发现：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不对头，农民没奔头”；只要政策对了头，经济搞上去，偷渡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段实践之后，果然得到了充分印证。这就是：粮食生产上去了，多种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了。顺理成章的是，宝安农村稳定了，“逃港风”刹住了，“偷渡潮”退下了，各种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时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由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启了！

深圳建市尤其建立经济特区之后，改革开放大风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上世纪80中期，宝安农民已经达到或超过香港新界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两地差距大大缩小。

如此一来，有谁还会铤而走险去偷渡？！甚至于，那些当年逃港的乡亲也越来越多的回来了……

“逃港风”遏止，“偷渡潮”落退。偷渡，这个困扰宝安几十年之久的“老大难”，终于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小平说得好：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