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２６年的“文化之旅” - 杨宏海 

　 
 
  
 
  摘自：深圳商报

    “１９８５年，我从内地高校调进深圳，转眼间已过去２６年。在这２６年中，我一直与这座城市的‘文化’结缘。”昨日上午，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文化学者杨宏海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是说。

    杨宏海的新著《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近日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反映了杨宏海近３０年的文化历程与学术成就，包括他在深圳特区文化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如对特区文化的理论构建，记录“打工文学”、“阳光写作”等深圳文化名片的诞生与发展；同时还以较大篇幅承载了这位从客乡沃土中走出去的学者，在文化研究中与客家文化血肉相连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创新实绩。

    书写“我”与城市文化的成长史

    《我与深圳文化》分为上下两卷，涵盖了《文化深圳》、《都市百态》、《打工文学》、《阳光写作》、《创意无限》、《客邑人文》、《月照围楼》、《编外钩沉》、《纪事珠链》等９章的内容，共计１３０万字。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为何书名中既体现了“我”，又突出了“一个人”？对此，杨宏海坦言，这并不是一种“自诩”。“我意识到，在这座曾被人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里，‘文化深圳’是每一位城市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千千万万的‘我’正在成为文化建设的实践者，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我’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共同创造着一种崭新的文化，谱写着我们共同的‘城市文化史’。”杨宏海告诉深圳商报记者，他之所以取这个书名，是想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以一个历史亲历者与见证人的微薄之力，把参与对文化主体的建构过程叙述出来。

    “这种叙述，其实是一种多角度的‘抓拍’，通过专文、自叙、补白、链接、背景介绍、图片说明等多种方式，叙述我与城市的文化史。而且，这是我所喜欢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叙事，是包括‘我’在内的普通人的历史，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样应该具有研究价值。在这种理念的前提下，我采用了一种多重互证的写作尝试。”杨宏海说，读者透过这本书，可以看到文化积淀相对薄弱而文化创造又快速发展的深圳，怎样一步一步构建自己的“文化大厦”。

    对深圳文化研究涉猎甚广

    在过去２６年中，杨宏海与深圳的“文化”这样结缘：先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８年，继而创办并主持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８年，之后又调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１０年。

    “这些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和培养下，我几乎参与了深圳文化开拓、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绝大部分重要文化实践，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收获了耕耘的成果。”杨宏海告诉记者，作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工作者，他欣喜地发现，深圳文化已“从曙光初露到朝阳出海，景象蔚为壮观”。

    早在１９９７年，杨宏海就出版专著《文化深圳》，记录深圳特区创业时期的文化追求和梦想。而如今付梓的《我与深圳文化》，则囊括了他对深圳特区文化的探索思考。

    阅读《我与深圳文化》，会发现杨宏海对于深圳文化的研究涉猎甚广，并且常有创新之举。比如他以政府文化工作者的姿态，开创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融政府与专家视野为一体；他首提深圳“现代文化名城”定位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方略，并参与首倡“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市民文化公众活动；他率先对“华侨城”旅游文化进行调研，撰文总结经验；他率先推动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率先扛起“打工文学”、“阳光写作”等文学新类别旗帜；他又以学者的视野，悉心钻研客家文化与深圳“新移民都市文化”；他还亲手主创舞台剧《月照围楼》……如今回首过去，杨宏海说：“不得不说是命运的选择，是冥冥中的一股力量，引领着我在文化之旅中坚持跋涉、一往无前。”

    持久关注“打工文学”与客家文化

    杨宏海对特区文化的坚守，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打工文学”与“客家文化”的持久关注与研究上，这也是他文化研究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板块。

    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深圳的“文化创举”之一，在全国文学界中也受到关注。而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正是杨宏海。他不仅切实关注外来劳务工的精神生活，还为实现外来工的文化权利鼓掌欢呼。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打工文学”成为深圳文化风景中的亮丽品牌：举办了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编辑出版《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相关著作；为提升“打工作家”文学修养而举办多种文学培训班；组织体制外作家到海外考察，拓宽其视野等等。

    身为客家人，杨宏海对客家文化研究也自成一体。他从“粤东客”的独有民俗着手，对深圳的民间歌谣、客家民居所蕴含的移民文化特征进行了全新的文化阐释；他认为，应当让中华精神的支脉——客家精神赓续绵延，薪火相传。对客家文化个案，如“黄遵宪与民俗学”、“丘逢甲的军事思想”、张资平、李金发等小说家与诗人，他更是悉心研究，编纂《深圳民间歌谣》、《客家诗文》、《客家艺韵》等著作。杨宏海还在深圳创办“客家文化节”，并融入每年的“创意１２月”，让传统客家文化刮起创意旋风，深得各界好评。因其对客家文化精深钻研及其实绩，作为名家工作室之一的“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已成立运转近两年。

    谈及这些扎实的成果，杨宏海说：“在‘文化深圳’的征途中，我紧跟时代的脚步，一刻也未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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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评价

    《我与深圳文化》

    黄树森（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审）：

    杨宏海与他的专著《我与深圳文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土文化研究”的范本。此之谓“本土”，与其说是一个实存客体或一种“民粹主义”立场，不如说他首先意味着一种知识的“态度”，是知识分子（或某类特定的知识分子）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基于“本土”态度，我们提倡首先对自己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研究，立足其上提炼、形成有理有据、得体得法的研究体系与方法。而我观宏海以及宏海此专著，恰在此宏大命题上，率开先河。

    在深圳“本土”理论饥渴、文化自觉初步觉醒的当下，《我与深圳文化》此部“极接地气”的佳作，更似“乳燕初声”，带给这个城市满心喜悦。

    胡经之（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美学家）：

    《我与深圳文化》从“单个人”的视角透视深圳３０年文化的历史变迁，将个体文化实践与一座城市３０年的文化发展相关联，以一个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历程，见证与展示这座城市３０年的文化发展轨迹，确为盘点与回眸深圳文化３０年的一个新颖视角。

    “一个人眼中的深圳文化”，看似简单，实则不然。首先，此“人”必须要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眼”；其二，此“人”与“深圳文化”，需得血脉相连。宏海调入深圳时间早，属于特区文化“场”的主要开拓者。谈及深圳３０年文化史上许多标志性文化事件，都绕不开杨宏海，如“特区文化”、“打工文学”、“现代文化名城”、“文化产业”、“深圳精神”、“深圳文化大讨论”、“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新客家文化”、“阳光写作”等等。所以，杨宏海的《我与深圳文化》，从框架与粗线条上正是深圳文化这３０年来的律动与变迁的写照。

　身为客家人，杨宏海对客家文化研究自成一体。( 钟华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