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因为没有任何中文资料可以直接反映中共建党的主要情况，中国学者迄今只能主要借助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了解那段历史。而因回忆人事隔太久，记忆偏差等原因，以至各有各的说法，不仅很多事情弄不清楚，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相互矛盾的信息。于是，不要说中共成立时究竟有多少个党员，是五十三个，五十七个，抑或是五十九个，大家莫衷一是，就连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中共一大召开于何时，闭幕于何时，也是众说纷纭。

1、解读中共历史谜团需要档案支持

    长期以来，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历史情况充满了疑问却得不到破解。但这却并不等于说我们真的缺少答疑解惑的条件。至少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９年，有不少重要的历史之谜是有条件破解的。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谜团得以澄清和破解，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条件。比如江西苏区时期的富田事变，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的内情，抗战爆发前夕国共秘密接触谈判的内幕，以及抗战期间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而与莫斯科分歧的原因与经过等，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一一得以弄清真相的。

    所以有可能破解这些历史谜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基本的档案文献资料留存了下来。根据已知的情况，自１９２７年国共关系破裂前后，中共中央就建立起了比较有效的档案保存制度。有关中共中央在白区的众多档案文献，一直成功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损毁遗失。同时，中共当年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一直到抗日爆发前后，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会议记录和地方的重要报告，都会备份后报送莫斯科。因此，尽管１９３０年代前半期苏区各根据地因战争破坏损毁了不少档案，还是有不少重要文献因为呈送中央和莫斯科，留存了下来。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辗转落脚陕北之后，更是得以成功地坚持到了１９４９年。这期间，除了１９４７年３月因暂时撤离延安时出于安全考虑，烧毁了与莫斯科来往的部分重要文电外，绝大多数档案资料也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集中办公，不存在因根据地分散，需要电报往还的情况，过去那种大量记录临机性决策和信息沟通的电报、书信没有了。再加上毛泽东独特的工作习惯，许多原有的会议制度被取消，不少影响重大的高层决策是在毛泽东的书房、卧室，或领导人之间单独谈话中做出的，没有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保留下来，历史研究的资料条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正规的档案保存制度更加完备，且没有战争和破坏，几乎所有书面文件、书信、正式的会议、谈判及谈话记录大都保存了下来；第二，中共中央或毛泽东的各项重大决策资料，即使未经正常记录或形成正式文件，它们最终也会以各种形式被参与者记录、传达和贯彻，进而形成大量后续的历史文献资料留存下来。如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杨尚昆、李锐、吴冷西等人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和“文革”中大量披露出来的高层领导人传达的毛泽东各种内部讲话的个人传达记录等，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因此，改革开放后，俄国档案部分解密，马上就有大量有关中共历史问题的资料披露出来，成为重新解读中共历史的重要线索。同样，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的许多历史档案也渐次对外公布，进而促成了许多历史谜团得以破解。由此可知，对中共历史上的很多情况，人们只有有朝一日能够充分利用中共中央档案馆和莫斯科前中央党务档案馆（主要保存有共产国际的档案）里的档案资料，要找到许多历史的真相，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

2、涉及中共建党的档案资料十分稀少

    相比较而言，要解读１９２７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就远没有解读１９２７年以后的中共历史那么容易了。

    今年逢建党９０周年，报刊、出版、电视、电台、电影及网络已预先紧张筹备，以兹宣传和纪念。但九十年来，或准确地说，自开始有对中共成立的回忆或介绍之日起，几十年来围绕着中共何时成立、如何成立，以及成立的原因等等，就存在着颇多令人困扰的史实方面的麻烦。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史料缺乏。

    １９２７年５月以前，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自己的档案保存下来。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以前的中共档案，几乎都是来自于莫斯科保存的前共产国际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这些档案，一部分在１９５７年交还给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一部分则分散在前共产国际各类档案之中。个别零星的资料，则散见于美、英、荷、日等国个别的图书馆或档案馆里。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那部分档案，还是莫斯科保存的前共产国际档案，还是各国其他已知的相关资料中，都鲜能见到能够具体印证和说明中共建党经过的文献记载。

    目前与中共建党最直接有关的重要文献只有几件，其中最有价值的有两类，一是关于北京、广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工作报告的俄译稿，对这三地小组织的工作情况都有所说明。一是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谈中共一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专门介绍了中共党员人数和自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起到陈独秀写信时为止经费来源的情况。说明一大开会时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一百九十五人”，仅“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共产国际协助的经费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另“自行募捐一千元”。结合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１９２１年初因共产国际代表离开上海，上海党组织一度“经费无着”，一连数月连出差的旅费都凑不出来的情况；再结合陈独秀在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上的报告讲：“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可知中共早期组织很大程度上是靠共产国际援款开展工作的。

    但是，上述几项资料，并没有涉及早期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党的活动情况，对中共一大的来龙去脉也未谈及。其他还有几件与中共成立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无助于了解这方面情况。一是１９２２年中共派往苏俄去参加远东大会的张国焘带去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二是被陈公博带去美国译成英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三是一份可能是中共一大参加者事后报告会议情况的文字，但该件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注成文时间，并且也没有提及与会人员的名字。这几件资料不是来自俄文，就是来自英文，就连１９８０年代在荷兰档案馆发现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相关书信笔记等，也基本上没有谈到中共建党和一大的情况。

3、回忆史料使史实认定问题多多

    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中文资料可以直接反映中共建党的主要情况，中国学者迄今只能主要借助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了解那段历史。而因回忆人事隔太久，记忆偏差等原因，以至各有各的说法，不仅很多事情弄不清楚，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相互矛盾的信息。于是，不要说中共成立时究竟有多少个党员，是五十三个，五十七个，抑或是五十九个，大家莫衷一是，就连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中共一大召开于何时，闭幕于何时，也是众说纷纭。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就连中共到底是成立于１９２０年，还是成立于１９２１年，也一直存在着很不一样的看法。凡是在１９２０年即参与了中共建党历程者，从中共一大时党在国内的主要成员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邓中夏、周佛海，到当时在海外的中共早期参加者蔡和森、张申府、张太雷、瞿秋白等，都认为中共在１９２０年就成立了，并不是到１９２１年才成立。且事实上，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张太雷就已经作为中共乃至于中共中央的代表在苏俄参加各种会议和进行工作了。也因此，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出席了６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作了报告并参加了大会的工作机构。

    但所有１９２１年实际开始参与中共建党工作或加入中共者，却大都相信１９２１年中共建党说。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１９３０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他当年就提出了这一看法，而他既没有参加过中共一大，也没有参与过中共在国内的建党过程，只是在１９２１年底回到国内，然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共。

    在中共一大参与者中间，最早提出１９２１年建党说的，是武汉小组的代表之一陈潭秋。他在１９３６年于莫斯科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出了这一观点。

    不过，具体认定中共的诞生时间为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的，还是毛泽东。是他在１９３８年５月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这一说法。以后，１９４０年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就此专门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文规定了以“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如何认定自己诞生的纪念日，原本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可以不必和历史事实扯上关系。而且，把１９２０年视为组织初建，把１９２１年一大召开视为正式建立，在史实上也无所谓真伪对错。但是，这种政治的“纪念”，一旦具体化为文字宣传，历史本身的真实性问题还是会浮现出来。

    好在，参照一大代表陈公博当时所住之旅馆发生过一件情杀案，上海《申报》有所报道，再结合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等资料，学者们终于在１９８０年代考证出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

    问题在于，考证一个中共一大召开会议的时期就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史料阙如的情况下，要想弄清楚有关中共建立的具体情况，又何其难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深圳特区报资料图片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相关链接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２１年６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１３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５０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现兴业路７６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