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课本时下越来越火，深圳民间藏家收藏的“百年千卷书”中，老课本占了近一半，

摘自：深圳商报
 

  
 
    一本出版于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小学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的影印本让家长学者热捧，出版社卖断货，引出一段对于旧时代老课本的持续热议和关注。然而在深圳民间藏家鲍传江收藏的“百年千卷书”中，老课本就占了近一半，且年代最久远的始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民国的教材更是涉及算数、法制、英语、历史、商业、农业等，包罗万象。

    鲍传江的这一典籍收藏有１１００多册，跨越晚清、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至“文革”时期，呈现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态。鲍传江闲时翻弄自己悉心搜求２０多年之久的珍存，每每会被这些故纸里绽放的绚烂历史而震撼。

  一百年前小学堂学啥

    仅看鲍传江整理的百年千卷书目就感受到出乎寻常的认知，从同光年间木板印刷的私学读物《益幼杂字》、《算法撮要》开始，仅晚清时期就有算数、法制、国文、世界历史、英语等学生读本出现，标示出一段私塾转新学的历史轨迹。

    光绪２９年的《法制新编》，书封上写明“中学教科”，“开明书店发卖”、“译书汇编社出版”。鲍传江告诉记者，该书原藏于北大图书馆。光绪３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万国史纲》，书名为隶书，书封上也写明了“中学堂教科书”；一共六册的《幼学琼林》书封接近于年画，翻开发现居然是绘画本的英语入门书；宣统二年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有专门的版权页，页内还贴了一枚极为罕见的版权票。这些百年古籍的蛛丝马迹都传达着远去历史的点滴信息。

    鲍传江说，自己收藏广泛，尤爱搜罗故纸成堆，而其粘连的边际学科太多，要做深入的研究常觉力有不逮，他唯愿以这些旧时的“残枝枯叶”拼合成一棵历史之树，呈现给后来者，或许有益于文化生态的恢复。譬如晚清新学兴起，民间出版商或民办学堂纷纷推出新教材，其中拔头筹的当为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前，那些小学堂的娃娃都学了些什么？

    翻开鲍传江收藏的光绪末年初等小学堂课本第２２课，全文为“有客至，入室内，我迎客，立几侧，父见客，问姓名，父坐右，客坐左。”文字很少，图像在上，课文中的“我”双手垂直，谦恭地站在一旁，有礼仪，很自然。

    第５９课：“采瓜田中，敬奉父母，父命剖刀，剖瓜一半，分给弟妹”。鲍传江的心得是，这种教法比起后来的学习“孔融让梨”，调子要低得多，更有可操作性。

    再翻开宣统二年《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二册的第１１课，一则《中秋赏月》的美文呈现于眼前——“俄而东方皎皎然，衔山一线，作殷赤色，彩霞万缕，布散空际，未几月上如朱轮，已而如盘如镜，其色由赤而红，而黄，而白，而青，而碧，益高益明”。鲍传江有时将这些老课本内容及书影上载于网络，每每收获一片“惊艳”之声。

  晚清民初呈现的现代语汇

    民国出版的书籍更是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有《中国民法总论》，有《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原理》，有《近代社会学发展史》，有《典权制度论》，有《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有《农村社会合作经济概论》、《农场管理》，有《永年保寿公司章程》，有《战时国际新闻读法》等等，涵盖法律、社会学、农业、投资、保险、国际贸易等内容。

    在鲍传江收藏的民国典籍中，老课本又是其中一大亮点。７年前鲍传江曾与作家出版社签约，编辑出版《公民课本新编》丛书。他说，“在晚清民初读书的孩子们一方面接受严谨的国文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吸纳西方新政思想。这种知识结构后来有效地作用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的出版家、报人，有独立价值的律师、法官，以诚信为本的企业家、金融家甚至不打内战的职业军人，那些熠熠星光都和早先不起眼的读物有因果关联”。

    鲍传江之所以认定在晚清民初的教育既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习俗，又自然地消化了西方文明的成果，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充满在他所收藏的近几百本老课本中。

    杜亚泉是当年与陈独秀争论了好几个回合的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他编撰的《最新高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出版于光绪３１年，在这本课本里，每一小题的问题设计都和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民初的孩子们比较早地接触了经纪人、关税、公债、保险等现代语汇。

    比如第２９课《关税》中，有问题为“有货值银千两，由日本运至上海，售去一半，余者运至南京出售，问共纳进口税及半税各若干”，第３０课《公债票 股票》中，设问，“每股百圆之股票二十五张，每年所派之利为九厘，问半年得利银若干？”第３１课《保险》中，设问，“某人将船及货之实价之四分之三保险，保险费银九百九十圆，保险费之成数为二厘，问其船及货之实价几何？”

  民国课本中的“铁达尼号”

    “正是在这些老课本中，我们获知了当时几乎与世界同步的一些信息，比如宪政课本中反复谈到的‘责任政府’等内容；比如涉及到公民与国民关系的界定等内容；其中小学课本里仅劳工保护一条，就提到了工人津贴、抚恤、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劳动保险、工人储蓄、工人教育、失业救济、劳资纠纷的消弭，可谓精到入微”。

    对于老课本传达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鲍传江觉得，没有人会一厢情愿地复制晚清民初所有的教育课本让今天的孩子咿呀学语，毕竟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已然变迁。然而，勾沉那段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老课文读本形成的高度让我们今天看起来如星光耀眼，在我们选择或者说为孩子们选择未来路向时可做清晰的提示。

    在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印行的《初级中学公民课程》里有关于“国民”的定义，读之可一窥内容表述的严谨程度，比如，一、生时其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其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父无可考，或无国籍，其母为中国人者；四、生于中国，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者。而外国人有以下各款事情之一者，可以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一、为中国人妻，而不依其本国法保留国籍者；二、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知者；三、父无可考，或未认知，母为中国人，经其母认知者；四、为中国人之养子者；五、在一定条件之下，归化中国者。

    让人惊奇的是，在上世纪初“冰海沉船”发生的两个月后，在小学的国文课本里就编入了这一充满人间道义的新闻事件，由此可见彼时教学内容紧跟国际时事的效率。在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初版的这一高等小学春季教材中，第十五、十六两课题为“铁达尼号邮船遇险记”。

    课文分述了设施先进的铁达尼号触冰，然后救险、沉没，文如“船既遇险，船长督促船员百计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小艇既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穆然无有暄哗者，孺既毕，男依次登艇……时船中电灯照耀俨如白昼，乐工奏曲，不改常度，久之，乃易其欢愉之调而为庄严之音：上帝，吾将近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