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做强城市文化的可能

（摘自深圳晚报 记者 郑渝川）

今年春节前后，有媒体转述学者农村调查结论指出，返乡农民工难以适应家乡（农村），其中当然包括家乡务工难以支撑既有消费方式（更不用提有所积蓄）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行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和文化环境落后。

无独有偶，去年下半年亦有相关报道称，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方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头，却发现由于新兴城区（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和都市文化氛围的不足，无法保证转型后的企业对中高端经营管理、研发设计人才的吸引力。

这两则新闻报道传达出了一个重要“暗示”：城市文化融合于大众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是都市人在完成安身立命所需的物质基础后充实灵魂的关键依赖。虽然，城市文化的“大众”、“世俗”味道很可能与“个性”相冲突、让人感觉不那么愉快，甚至会有很多人喋喋不休地向往去隐居，但是倘若真正离开城市、脱离城市文化的荫蔽和覆盖（无论这种离开或脱离的姿态是否主动），强烈的不适应感就会充斥在人们的内心。去了西部支教的一位朋友在博客中就向大伙儿诉苦，吐露她是如何怀念深圳的报纸、八卦杂志、地铁广告、“驴友”活动乃至她听不大懂对话的ＴＶＢ影剧。

城市文化的世俗性、消费性使其具备了商业开发的可能，反过来高度的产业化又可以扩大城市文化传播的有效半径、延续传播内容的生命周期。从更深的意义上看，世俗化、产业化也是增进文化兼容性、多元化的保障，在保护增进弱势群体、传统、民族（宗教）文化方面，其作用要比强烈管制下的人为规划更显著，例如香港出品的影片《天水围的日与夜》，引发都市人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心灵震撼和深刻反思。

如果在城市文化领域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概念，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城市很有历史积淀，靠出售景区景点建筑物及相关纪念仪式门票即可获取充裕收入，丰富的文化遗产已经足够人们消费和借以慰藉内心的了，文化创新常常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举动——被等同于有意的破坏或颠覆，所以这些地方的政商学三界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创新”开发的议题，至多搞点“仿古”的小打小闹。

前述三个层面关联起来，其实就能很清晰地让人发现深圳做强城市文化的可能：移民群体来源的广泛、对接现代工业文明、经济和社会体制层面的开放姿态、深度融合广东传统文化和香港都市文化等因素，决定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程度较高、速度较快，并能以（意义）最现代、（技术）最先进、（内容）最全面等复杂形式呈现出来。这种融合、整合的文化结果，和商业领域的创新活力一道，已然构成深圳对外真实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当然，正如之前第三个层面所提到的，历史遗产往往也意味着历史负担，我们需要设问：现代工业文明催生出的深圳城市文化，能否在后工业的信息网络时代继续领先，继续发挥对这座城市的固定住民和流浪者的强大吸引？笔者的见解是：信息网络时代必然深刻地打破工业文明框架下的人文理念、审美意趣、生活和工作方式，只有遵照这些特点，尊重都市文化城市艺术产业的发展规律，放松政府对公民生活、文化秩序的管制，才能够继续保证深圳城市文化的发展活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