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博会谈城市与文化

（摘自深圳晚报 记者 叶匡政）

深圳的第五届文博会就要开幕了，因有国家级和国际性的定位，这是国内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博览会了。因有前四届的成功举办经验，活动一启动就引来了媒体和文化界广泛关注。联想起我前些日子刚参加的杭州国际动漫节，市政府专门邀请作家到当地，介绍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构想。近日又有新闻，张家界市长赵小明为推广当地的国际乡村音乐节，变身卡通做形象推广，也引来网络的一番热议。

从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潮，可感受到近年国内城市对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视。文化产业在一些城市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新一轮城市竞争似乎正围绕文化产业展开。然而细看很多城市对文化产业的提法或目标，却大同小异，少有鲜明个性，看重的多是朝阳产业，打的多是国际牌，口号也是创新、精品一类的常规话语。文化被一些城市只当作获得政绩或盈利的一种策略，而对文化是否对市民构成实质性的精神影响，并不大关注。很少看到有城市，在真正寻找或打造一种既独特、又能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感。

城市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古老，历史上任何著名城市，都有它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如当年罗马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雅典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的追求、伦敦的绅士文化等，中国古代城市同样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的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气质等。只有一座城市找到了独有的文化精神，才会对市民精神形成一种凝聚力，民众会因生活在这个城市而感到自豪。而市民的自豪和自信，便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所在。

雅典当年成为名城，就是因为充分承认了个人在城邦中的价值。伯里克利当年有个语录：“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雅典的存在是通过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实现来完成的。当个人在为自己的目标在努力时，其实也在实现城市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市民与城市实现了文化和记忆的共享。

由于现代城市的开放性，使得城市和市民关系疏远了，这是当代城市发展一个普遍的危机。很多城市期望通过大型的公共活动，来维系与市民的精神联系，或达成与外界的沟通。这种公共活动，类似于过去的狂欢，如果真正能与民众精神实现沟通和交流，也能达成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然而，由于这种活动有时过于注重它的商业运作，往往远离了市民精神与市民参与，反而让这类活动沦为了一个城市的大型广告。

像深圳这种年轻城市，或许寻找和确立自己的文化精神，反而容易一些。但对杭州、南京这类有着文化传统的城市，就会变得更复杂，它需要从特殊的传统和民俗中，去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城市性格和市民精神，而不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商演、展览会或文化节，就能轻易地建构起自身的城市文化。这种脱离了自身传统的文化活动，最终成了市民眼中的一个文化标签而已，很难对市民精神构成真正影响。文化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性格，这种文化的成长是复杂而缓慢的，它更多地是需要唤起市民的精神和情感的呼应。

从长远看，一个城市对文化的建构，着眼点并不只有文化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以及对市民生活和娱乐方式的引导。唤起市民对一个城市自豪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一种市民可以广泛参与的制度文化。如果市民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城市事务的讨论与规划中，一个真正活跃的文化共同体才能形成。而公共文化活动更是如此，如何能激起市民的参与热情，并由此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才是一个活动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深圳因为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反而走在了很多城市的前面。它越来越开放的姿态，打开了很多异乡人封存起来的心灵经验，在一个全新文化形态中，寻找着自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文博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与这种独体的文化心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