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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团立军威

文/段亚兵

 

1团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



基建工程兵官兵雄赳赳列队前行  周顺斌/摄影


1979年10月,一支队先遣部队1个团的队伍进驻深圳。其部队番号是一支队深圳指挥所。

此时的深圳,正紧锣密鼓地策划实施改县为市、创办经济特区的工作。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下文,撤销宝安县成立深圳市(当时为县级市),任命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贾华为市长。

1979年4月,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上,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等人汇报了广东省委考虑创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这个设想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以〔1979〕50号文,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同意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宣布成立。

从这个时间表看,一支队的先遣团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前进入深圳的,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有人因此评价说,基建工程兵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见证人之一,经历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节点。中国有幸经历这个重要时刻的人不算多。

调进深圳的一支队的深圳指挥所,所属3个土建连、1个汽车连、1个土方机械连,以及1个卫生队。人数约两千人。

 

36支队的两个连队火速调防

许多人不知道,先遣队不光是由一支部队的部队组成的,另有36支队352团的14、15两个连队。该部队的前身是第二炮兵的第七工区(师级单位),组建于1970年10月,下辖建筑第179团、第253团和总后汽车第25团等。1976年3月,七工区改编为基建工程兵三十六支队。

当接到调入深圳的命令时,该部队正在承建湖南郴州市东江水电站项目。对军队而言,军令如山,必须闻风而动。两个连队迅速开拔,火急赶到深圳,充分显示出了部队机动性强的优势。

当年15连的指导员名叫李国栋,他回忆说:“1979年12月20日晚上10点半,我们15连正在东江水电站施工现场加班加点打夜战。突然连部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我接过电话一听,是团长刘金贵打来的。他命令我带领连队官兵和部分施工装备,务必在22日下午3点30分前赶赴深圳。一算时间,只有两天半!” 听完电话,李国栋有点发懵,这样急急如火的命令,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可能出现。难道说,香港方面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我们部队去承担一些特殊任务?尽管李国栋对上级的命令可以乱猜想,但是做为一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会去质疑任务合不合理,更不会向上级申诉困难。当时连队的连长出差在外地,当然由政治指导员负责指挥。李国栋连夜布置工作,全连官兵通宵达旦做准备工作,光是施工机械装备就装满了30多辆解放牌卡车。李国栋一声令下,队伍迅速出发,日夜兼程不停步,终于按照规定时间到达了深圳。

 

人物小传

李国栋,安徽芜湖市人。1947年12月生。1964年12月入伍。1979年底进入深圳时为基建工程兵三十六支队352团15连指导员。部队撤销前任一支队深圳指挥所3营教导员。19839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一建公司工会主席。后任市物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赶到深圳接受了任务,李国栋才明白并不是香港出了什么乱子让部队来应急,而是要接受一项紧急的施工任务,完成一项合资企业的厂房施工任务。这家中外合资企业名叫华强三洋合资公司,当时是深圳一家响当当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由深圳华强电子公司与世界著名企业日本三洋公司合资成立。按照合同规定,中方要按时修建5千平方米的厂房,不能影响第二年4月电子厂的投产。而当时已经是12月了,建厂房的施工时间只有100天。看样子没有什么地方建筑公司能够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所以才火速调来基建工程兵部队。

估计当时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所以这件事甚至惊动了谷牧同志。谷牧当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工程兵政委。他亲自来到工地视察鼓励部队士气,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

首批从日本成套进口来的两栋半成品钢结构厂房,所使用的钢材、连接件,甚至专用工具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其实这样的厂房是普通厂房,中国能够生产;而采用日本的全套材料成本贵得不得了。但好处是能够抢夺时间,保证工厂按期开工、生产线早出产品,算总账还是划算的。

既然采用日本的全套材料,当然由日方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标准的掌握。日方驻现场的工程师对部队的施工技术有点信不过,要求格外严格。而部队施工毫不含糊,严格遵守所有技术规程,每个螺丝帽拧了又拧,杜绝任何质量隐患。两栋钢结构厂房完工、经日方和国内有关质检部门检查后,一致称赞各项指标达到优良标准。接下来,连队放手大干,按期完成了全部厂房的建筑任务。

1980年5月,这两个连队的人员及施工装备机械全部移交给了1团,脱离了原三十六支队。这也就是后来的人们只知道有1团,不知道最早来深圳的创业者中还有三十六支队所属部队的原因。

 

建设深圳的劲旅

增加了三十六支队两个连队的1团人员达到2千多名。为了加强指挥力量,成立了一支队深圳指挥所。马成礼被任命为一支队代副参谋长,成为常驻施工地的前线指挥。这支队伍很快成为当地领导最倚重的建设施工力量。其原因是因为这支部队拥有很强的施工能力,能打硬仗的战斗力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的深圳是一个十分落后的边陲小镇。部队的许多干部战士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刚进入深圳时的印象。市区街道狭窄,房屋建筑破旧,比内地的许多县城水平差得远。罗湖老东门一带是市区中心,街道很短,点上一支烟还没有抽完,就从这头走到了那头。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面5层高的深圳旅店。街道很多地方都是土路,香港人从罗湖口岸进入深圳,会遇到大片的烂泥塘,遇到下雨天泥泞一片,没有办法行走。

在人口数量不多的深圳城镇里,突然出现两千多人的部队是件敏感的事情。部队规定在施工期间,除干部外,战士们只穿军服,不带领章帽徽;节假日休息外出上街也是如此。因此,部队进入深圳后,没有对香港造成什么敏感的负面影响。

说到深圳的工业就更弱了。深圳没有像样的建筑队,全市总共只有一名工程师、两名技术员,听说深圳有能力的年轻人多数外逃到香港了。街上看不到机动车,上街的人如果不想走路,只能乘坐在人拉的平板车上,或者搭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当地人称之为“单车尾”)。

相比之下,1团的装备很强,光是从国外进口的大型柯拉斯8吨翻斗车,就让深圳居民们大开眼界;要论施工技术,这支部队参加过国家最大钢铁基地鞍钢的许多基建任务,工民建项目的施工算是小儿科了。

但是要说一开始给深圳市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倒不完全是施工能力,而是这支部队表现出来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主动为地方领导分忧的政治素质,和“对于任何困难任务,没有不敢接、不愿接、不能接的”这种敢打敢拼的硬骨头精神。



清理老城区工人文化宫附近的“深圳龙须沟”  周顺斌/摄影


连打几个漂亮仗

部队刚到深圳时,社会上有一些人怀疑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他们问:“这么年轻的娃娃兵,能够建起房子吗?”“从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没听说过兵会搞建筑施工,到底行不行啊?”在这样的质疑面前,任何解释都软弱无力,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回答。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部队先后承担了治理臭水沟、修道路、排洪水、建大楼等多项任务,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

清理排洪臭水沟

当年深圳老街新园招待所(现在的迎宾馆)西边,与建设路平行有一条排洪沟,长1650米,宽6米,一直通到深圳河边。市区没有另外的下水排污系统,老街的污水全排到这条沟渠里;由于排洪沟是明渠不加盖,垃圾也都丢弃在里边。排洪沟成了排污沟、垃圾沟,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藏污纳垢。下大雨时,排洪沟里排水不畅,垃圾被冲到街面上。晴天太阳曝晒几天,排洪沟垃圾发酵,臭气熏天,蚊虫大量滋生。深圳原来流传一句话:“蛇口苍蝇深圳蚊”。蛇口多苍蝇与蛇口渔港有关,渔民们在渔港码头的场地里晒鱼干,引来无数苍蝇;而深圳多蚊子就与这条大污水沟有关,常年排不干的污水滋生大量蚊虫。

深圳建市了,面貌需改变,治理污水沟是当务之急。但是,这样的污水沟太脏、太臭、太难清理,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麻烦活。1980年4月的一天,市领导找到马成礼,问部队能不能承担清理污水沟的任务?马成礼一口答应下来,虽然这与施工没有关系,但是这是为老百姓做好事,部队责无旁贷。

马成礼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派出2连、3连、6连等几个连队,分段包干,彻底清理,干活要快,要求一个月内完成任务。下到臭水沟里,战士们才知道这个活多么难干。这条沟恐怕自建镇以来从没疏通过,污泥淤积1米多深,有的地段甚至超过2米深。特别是新园招待所旁边的一段沟渠最脏最臭,北京藉的战士们说:“这是深圳的龙须沟啊!”

在这样狭窄的沟渠里干活,机械设备用不上,战士们就用镐刨,用锹铲,污泥垃圾用竹篮运出去。挖去厚厚的一层淤泥后,污水漫上来了,抽水泵不足,指战员们就用脸盆舀,用水桶盛,接力运送出去。

在深圳戏院附近负责清理污水沟的是6连。这段沟渠上有两座小桥,桥身本来就不高,桥下的淤泥堆积又厚,人一走下去淤泥就淹没了大腿。人站在桥下施工,抬不起头,只有弯着腰干。空间太小活太脏,施展不开人太累,加上臭气熏天,先后晕昏了七八个战士。班长杨跃轩和黄友运咬牙坚持不肯上来,干得时间太长了,竟然被秽气熏得昏了过去倒在泥水里。战士们赶紧把他俩拉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好一会儿两人才醒过来。不夸张地说,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这样污糟难干的活,但是大家轮班坚持干,施工一分钟都没有停。

 

人物小传

杨跃轩,四川平昌县人。1949年12月生。1969年12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进入深圳时为1团3营11连战士。1983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一建公司工作。

黄友运,湖南宁远县人。1960年4月生。1979年1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进入深圳时为3营11连战士。1983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一建公司工作,后调入罗湖区南湖街道办事处。

 

就这样连续奋战了将近一个月,提前5天完成任务,将排洪沟彻底清理干净了。后来,沟渠上面加上盖,明渠变成了暗渠,蚊虫大为减少;疏通道路,交通变得畅通;场地平整后修建了广场,建起了街心花园,老街彻底改变了面貌。这项治理污水沟的工程一完成,立刻让深圳市民对部队刮目相看,夸奖说:“娃娃兵们确实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好部队”。

暴雨中打开排水闸

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后一个月的9月28日,一场暴雨袭击了深圳。广东人视水为财,下暴雨意味着深圳将要发大财。但实际情况是未见好处先受其害。雨太大了,片刻之间山水就轰轰地冲下来;深圳水库因水位已超警戒线也开始放水泄洪;更倒霉的是恰逢海水涨潮,逼得深圳河的河水倒灌过来,更加重了灾情。积水淹没了深圳的半个市区,从火车站广场到工人文化宫成了汪洋一片。积水涨得很快,深的地方能够淹没人,浅的地方也淹到人的半腰。洪水冲向居民楼,一楼全都进水了。深圳遭遇了特大水灾,居民几乎全都遭灾破财。

突然,马成礼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市委书记张勋甫打来电话焦急地说:“马参谋长,深圳大暴雨成灾。能不能把你的柯拉斯大车派给我去看看水情?”“你是说想要柯拉斯?”马成礼以为自己听错了。“是的,很多地方水淹金山寺,我的小车过不去了……”这下马成礼算是听明白了。他二话没说,叫上一辆载重8吨的高大翻斗车,陪着张勋甫去看水情。看了一圈情况清楚了。深圳排洪沟在罗湖桥附近的排洪设施有8个闸门,平时排水只开2个闸门就够用了。这场暴雨来的太急太大,积水淹没了电器房,控制闸门的电动开关失灵,其余6个闸门打不开。附近的铁路穿隆桥一带水深已达1.5米深。泄洪闸门再要不打开,市区洪水继续上涨,定会造成更巨大的损失。

张书记越来越着急,对马成礼说:“快将你那个15吨的大吊车开过来,把闸门吊开”。马成礼说:“对不起,我刚才看过了,吊车也被暴雨淹了,不能启动……”。张书记脸色铁青,更着急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马成礼有把握地说:“可以想办法!”他命令在友谊商店施工的连队赶紧派人排洪救灾,这是离穿隆桥最近的一支部队。

连队接到命令是7月28日早晨6点,马上派出排长王德敬率领一支队伍前往抢险。

 

人物小传

王德敬,山东威海文登县人。19538月出生。197312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  团。1979年12月进入深圳。部队撤销一支队深圳指挥所1连连长。1983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一建公司工作。后任市特皓公司副总经理。

 

经了解,从连队驻地到泄洪闸口的距离是1.5公里。当时,路途中的积水已经非常深,个子小的战士走不过去。王德敬从架工排选了十多名个子高大的战士,组成抢险突击队迅速出发。战士们带着几十公斤的工具和钢管等施工器材,趟着水一步一步向泄洪闸口走去。水越来越深渐渐淹没了胸部,众人在水里挪动,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水闸旁。大家七手八脚在水闸坝上支起了钢架,安装好链式起重机。起重机的吊钩,必须勾在水闸门上。但是闸门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王德敬脸无惧色,喊了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带头憋一口气潜入水中,将吊钩挂好了。“开始起吊!”随着王德敬一声令下,几个战士急忙开始操作。但是在水巨大的压力下,闸门变得异常沉重,竟然没有吊动。

没办法,王德敬派战士趟着水回到连队,又搬来一台吊重量5吨的链式葫芦。王德敬又一次潜入水里,挂好吊钩,开始起吊。就这样一气干了6个小时才将锈蚀的闸门打开,汹涌激流的洪水,爆炸式地喷出闸门,冲向深圳河道,向深圳湾奔流而去。就这样,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吊开其它的闸门,一直干到下午2点,将6个闸口全部打开了。洪水急速地流出去,市区里的积水缓缓地落下,一场重大的水灾得到缓解。

“基建工程兵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最简单的工具吊起水闸门”的消息,更快在市民群众中间传开了。附近的居民们主动送来了叉烧包、烧麦、虾饺、粥等早餐。战士们站着不动,没有一个人动食物,军人的纪律不允许啊!

马成礼上前走一步说:“大家劳累一天了,饿坏了。吃点点心吧,我带头……”吃完早餐后,马成礼叫一个参谋去结算伙食费。送食物的居民说什么都不收,说:“这是群众自发拿来的,你们给的钱我没办法交还给他们”。马成礼叹口气说:“市民群众这么热情,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带头违纪了……”这一战再次让市领导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应急能力和过硬作风,也深深地感动了市民。洪水退尽两天后,市政府给参加抢险的干部战士们送来了通报表扬信。

    罗湖火车站前修道路

到了年底,1981年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部队又一次接到市领导交给的紧急任务。

当时深圳没有像样的市政道路。香港人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铁路两边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坑,高低不平的道路十分难行。为了改变这种落后荒凉的环境,市领导决定在广深铁路的东面,与铁路平行修一条市政马路(就是后来的建设路)。

修路的任务开始交给了民工队。当马路修到离罗湖火车站约一公里时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一段道路地质状况不好,有很深的黄泥塘。民工对黄泥塘没有办法,就简单处理一下勉强在上面铺出了路面。表面上看道路还算平整,但是载重汽车一过,路面塌陷,黄泥浆翻了出来。民工队一看道路一时弄不好,泄了气,丢下修路的活不管回家过年去了。春节一年才一回,年能不过吗?啥事也没有过年重要啊。这下子让市领导抓了瞎。春节一到,港澳同胞会大量回内地探亲过年。一过罗湖桥,环境不但没有改善,还不如以前。连条路都修不好,怎么谈得到建设特区?市领导挠头了,怎么办呢?有难题,找基建兵。这次罗昌仁副市长亲自找到马成礼,将修路工程交给了部队,要求一周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马成礼亲自到马路现场了解情况。开工前亲自看工地,这是他多年的规矩。他仔细地看清楚民工们干的活,乐得笑了起来:这种修路的方法他以前真没见过,算是开眼了。民工们不认真处理黄泥塘,只是在泥塘里面打了一些木桩,让基础结实一些,就铺上路面了。这是乡下小路的修法呀,乡间路只是走走人,最多过个牛车,这样修路可能马马虎虎。但是交通繁忙的城市大马路怎么能这样修建呢?是民工们不懂技术,还是存心糊弄人?心中有了底的马成礼答复罗副市长说:“我们加班加点,可以一周完成任务……但是不能按照民工队的方法施工,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做。我们要彻底解决道路的基础问题,让马路质量长期不出问题。”罗副市长一直管基建战线,是内行专家,认为马成礼提出的施工方法科学合理,是负责任的表现,表态同意。

这次施工,部队机械设备强的长处发挥出来了。先用挖掘机、推土机,将黄泥塘里的污泥全部清理干净,一直挖到地底下坚硬的老土层和岩石面;然后,用大翻斗车从远处拉来砂石回填;再用大型压路机将路面压得平整结实。这样大动干戈地施工,才能保证道路的永久质量。为了力争在一周时间内完成艰巨的施工任务,在这个不大的工作场地里,马成礼派出了3个连队、24小时轮换施工抢时间。部队施工连轴转,结果用3天多时间提前完成了任务。那年春节,当香港居民们过了罗湖桥,看到眼前是一条平坦的马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短短几天时间,拿下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施工质量又特别好。市领导非常高兴,多次表扬了部队。

运土方开始尝试发奖金

也是在1981年,部队又接下了为文锦渡口岸扩建停车场回填土方的任务。这项施工不仅土方量大,时间要求也紧迫。任务交给了土方连,该连有十几台7吨载重的自动卸货车,在当时的深圳算得上数一数二的队伍。开始一台车一天只能拉6趟。马成礼一算,依这样的速度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因此,决定用发奖金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一台车定额每天8趟,超过指标发奖金。奖金调动了积极性,战士们想方设法超额完成任务。一些人主动加班加点;更多人机动安排时间,中午是塞车高峰,干脆睡大觉,早晨五六点开始干活,干到半夜还不想收工。这样干工作效率成倍提高,一般一天能拉12趟,最高的拉到18趟。最后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

摊牌的时候到了,战士们问马成礼:“发奖金的事情还算不算数?”在深圳的支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奖金要发,不能失信于兵;但是发多了又怕鞍山大本营的同志们有意见,最后决定发一半。一个战士实际上拿到的奖金只有十几元钱,现在听起来感觉少得可笑,但是,当时的人民币值钱,战士每月的津贴费也就是十几元钱。拿到的奖金相当于一个月的津贴费,战士们开心得不得了。发奖金的消息传到鞍山后,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支队主要领导特地发来电报过问此事,要求注意对左邻右舍的影响。深圳指挥所的领导复电解释说,深圳是经济特区,普遍实行多劳多得的奖励政策,实在不能算搞特殊。鞍山支队的领导没有再追究下去。

1团运土方发奖金这件事,可以与蛇口著名的运土方车一车给4分钱奖金一事相比。笔者多次听马成礼讲这件事,他总是得意地说:“部队运土方发奖金比蛇口要早”,有点争第一发明权的意思。为此我专门查阅了有关资料。蛇口运土方发奖金的事情发生于19798月,比部队早了近两年。当然这两件事情都不简单。蛇口的4分钱奖金引发了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系列改革;而基建工程兵部队发几分钱奖金,则让官兵们从中体会到了市场经济对个人劳动积极性的强烈刺激作用。从后来事情的变化过程看,这种刺激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讨论。

以上几件事做得确实漂亮,让市领导和市民群众对基建工程兵的娃娃兵们刮目相看,由衷地赞赏部队英勇奋战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过硬的施工能力。从此以后深圳更加信任这支部队了,“有难题,找基建兵”传为佳话。

 

作者思考之二

万事开头难

无论做什么事,开头总是最难的。开创一项新事业更是如此。

对一个国家来说,成立经济特区是一件新事物,不知道经济特区应该怎么办?开头很难。对一支部队来说,参加经济特区的建设也是第一次,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开头也很难。

对深圳来说,最先遇到的是起名字的问题。深圳人最早提出的是办“出口基地”;后来汕头人提出办“出口加工区”。此议题汇报给中央领导后,小平同志提出了“特区”的概念。于是,又有人想到了办“出口特区”;最后确定为“经济特区”的名字。

名字重要吗?当然重要。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人特别重视起名的问题。将这几个名字比较一下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差别。前面的几个名字,或着眼于外贸,或着眼于制造业,显得眼界比较小。如果按照这个名字,深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受到限制。而“经济特区”的名字不同,“经济”是综合性的,外贸、制造业、服务业等都包括在内;“特区”是赋予了特权,与一般地区不一样。这样一来,眼界不一样,站的高度不同,就给深圳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更广阔的前景。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才最能体现中央领导改革开放的意图,也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条件。后来,深圳更是遇到了立法、定政策、发展规划等等数不清的难题,正是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深圳才不断地打开了发展的局面。

对部队来说,最先遇到的难题,可能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何开好头、发挥出优势,打出自己的品牌。中国文化讲究烧好“新官上任三把火”,砍好“程咬金三板斧”。这一点1团做得非常好。调入深圳,从一声令下迅速行动、严守地方纪律、克服各种困难、全心全意为市民群众服务等各个方面,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树立了军威,打开了局面。1团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了基建工程兵部队机动灵活、能打硬仗的优越性。

特殊的部队,来到特殊的城市,遇着了特殊的问题。正是由于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总结出了特殊的经验,成就了一番特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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